贵在参与　重在探索

20年前，四川是中国改革的摇篮，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适时而幸运地诞生于这个伟大的摇篮之中。20年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不负重托，为研究和阐释邓小平理论、为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若干理论、实践和政策问题，做出了不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贡献。

1978年6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原省委政策研究室和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建立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后改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从此，社科院发展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社科院的名字与中国和四川省一系列重大历史性事件紧紧联系在一起。

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都有它深刻的理论探索的背景。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承包制到股份制，从物质文明建设到精神文明建设，从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到市场经济，从初级阶段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伟大的社会实践，又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理论突破。社科院的社科工作者总是敏锐捕捉时代的足音，把握时代的脉搏，在许多理论观点都还处于“禁区”的时候，无私无畏，经过艰辛探索后率先提出了，并最终成为党和政府指导改革开放的依据。

社科院初办之时，我国正处于历史的又一个十字路口。长期形成的思想禁锢，束缚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任务十分艰巨而迫切。为了与“两个凡是”进行斗争，社科院科研人员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巨大的政治热情参与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1978年到1979年间，哲学所前后召开过三次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研讨会，推出系列学术论文。这场讨论使人们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摆脱了“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开启了心智，拓宽了视野。开创了经济工作的新境界；推动了四川省在全国率先发起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早在1978年，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到四川访问，曾向当时的四川省领导提问：为什么农民自留地产量高，而人民公社土地产量很低？这实际上触及了如何复苏农村经济的问题。怎样复苏农村经济？社科院专家们受四川省委领导之托，在彭州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后，提出了“扩大自留地，让土地休养生息”的改革建议，四川省委即刻采纳了这项建议，并在彭州等地搞了一系列包产到户的试验。“扩大自留地，休养生息”被中央同志采纳，一时成为响彻全国的口号。

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就这样始于广袤的农村大地，在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中，首先令人瞠目和震惊的是，四川、安徽等省的农民自发地抛弃人民公社体制，搞起了60年代初期曾被批判为“农民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和“修正主义”的“包产到户”、“包产到组”。四川广汉县向阳公社在全国第一个摘掉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消息传出，一片哗然。一些人心存疑虑，一些人则坚决抵制。这时，社科院的学者们深入四川省广汉县实地调查后，坚决支持包产到户，支持撤销人民公社，并提出恢复乡级人民政权的建议和多种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理论和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和建议，四川成为全国最先（广汉县向阳公社）在全国第一个摘掉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最先广泛推行一种以包产到户为原型，更为完备和科学的联产承包的省份之一，四川因而被邓小平誉为改革之乡。

以联产承包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在四川乃至全国大见成效，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长期被束缚着的巨大生产潜力，像决堤的洪水一泻千里，势不可挡，沉睡了多年的农村一下迸发出勃勃生机。在当时“家庭联产承包制”几乎成为农村改革的代名词，社科院科研人员以大量第一手材料，论证了“联产承包制”的巨大经济效益，并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理论高度论证了其合理性。帮助人们解除了心有余悸的状态，为农村改革的启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围绕农村经济改革的同时，四川率先发起的林业、牧业的改革也取得成功。

1978年下半年四川又在全国率先进行企业改革试点，试点一开始，社科院的科研人员即积极投身于如何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实现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去。他们参与为省委省府起草了关于扩权试点的“十四条”和“十二条”规定，对深化四川省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企业改革怎么搞，当时存有分歧。有人认为，改革应自上而下进行，社科院科研人员则认为，改革应自下而上进行，因为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而生产力的源泉在企业，首先应给企业松绑，使企业有积极性，职工有积极性。有关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政策建议和理论依据，被省委采纳后很快在全省100户企业试点。此举开了我国企业改革之先河。根据这100户企业扩权试点的经验，社科院科研人员又深入首都钢铁公司进行实地调查研究，1982年4月，形成了《从首钢看体制改革》的内部研究报告，论证了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对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提高职工奖金水平和整个国民经济效益的重要作用，并建议在首钢试点。与此同时，报告还提出了四条改革计划体制的建议，作为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的配套改革措施。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推动了我国城市企业体制的改革。

单个企业改革的深入，急需大环境大改革的相呼应，同时，企业扩权试验也反过来推动城市改革，从单个企业的试验发展到城市综合体制改革。这是因为：绝大部分企业集中在中心城市，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必须有中心城市有关部门的改革相配套；而传统体制是把中心城市封闭起来，被当作一个一般的行政区来管理，条块分割，划地为牢，严重制约了它的经济中心作用的发挥，扩大企业自主权也很难进行。重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80年代初，重庆作为中心城市与1895年开启的“商埠”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相比经济辐射功能衰退。如何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社科院专家们要通过重庆综合改革试点，探索一条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路子。于是，在《从首钢看体制改革》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在重庆进行中心城市综合性改革试点的建议，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社科院10名研究人员与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同志一起奔赴重庆对综合改革试点的可行性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详尽调查和理论研究后，于1982年11月又撰写了一份《关于在重庆市进行综合改革试点的建议》的研究报告和以计划单列为主要内容的具体实施意见。中央和国务院很快采纳了报告提出的建议，正式作出在重庆进行中心城市综合改革试点的决定，并以中共中央（1983）7号文件下达实施。同年4月，由国家体改委第一副主任薄一波同志率领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同志，会同四川省、重庆市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约200余人，在重庆进行改革方案的具体设计和落实，随即开始了我国中心城市的综合改革试点。从此，中国城市改革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在参与研究中国城市改革的同时，社科院还参与了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工作，对企业改革逐步从承包制转向股份制和产权制度改革的研究上。早在1980年，社科院科研人员即撰文指出，股份公司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一种可行的企业形式，1986年，社科院学者又在《光明日报》上提出股份制的理论和实践方案，并进行了股份制的理论探索。1988年第14期《求是》刊发了林凌的《从承包制到股份制》的文章，他大胆指出“承包制只是企业改革的一种过渡模式，股份制才是最终模式，承包制中孕育着股份制的胚胎，从承包制向股份制过渡是完全可行的”。同年，社科院在四川自贡发起了全国第一次股份制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会上，社科院的科研人员首次提出“企业也是商品”的新观点，并写出专著《企业商品》（1992年更名为《企业产权交易》出版）。这在理论上是很重大的发展。作者认为，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作为商品实现形式，经常的大量的是股票的买卖。实现企业商品性原则，对国有制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改革。社科院的科研人员牵头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的前景、模式和途径研究》，是我国较早全面系统研究股份制问题的重要成果之一。该研究报告在实现途径部分，从我国的实际出发，首次提出了某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可以直接转变为国家单一股份的有限责任公司即国有独资公司的设想和思路，为四川省和全国的股份制改造做出了贡献。

党中央、国务院对开发大西南历来十分关心，极为重视。1984年初，中央提出了开发大西南的战略构想。要加快西南地区发展，深入研究全面正确地认识西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是至关重要的前提。

在1985年4月于重庆召开的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议上，社科院就开展大西南发展战略的研究提出了正式建议，这一建议连同中国科学院李文化同志关于开展西南国土资源综合考察的建议同时为这次会议所采纳，并向中央作了反映。国务院在批复中明确指出：“开展川、滇、黔、桂地区的国土资源综合考察和发展战略研究，是开发大西南的一项很重要的前期准备工作。”社科院于1985年联合云南、广西、贵州、重庆等省区社科院联合成立了“开发大西南战略研究协作中心”，着重研究西南开放与开发问题。这样的联合机构，在全国社科院系统尚属首创。

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是“开发大西南战略研究协作中心”承担的课题之一。长江上游地区位于我国的腹心区域，战略地区十分重要。加快该地区的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对于发展我国的基础工业、实现内地与沿海的协调发展、提高我国的环境质量、增强综合国力以及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988年，九三学社中央和开发大西南战略研究协作中心委托社科院承担这项课题。课题组成员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撰写了《关于建立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区的建议》的研究报告，《建议》分析了加速保护和开发长江上游地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阐述了在该地区建立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区的构想，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政策建议。同年，九三学社中央与西南协作中心在北京联合召开了“振兴大西南经济对策研讨会”，根据会议提出的修改意见，社科院的同志对该《建议》进行了修改和完善。1989年，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周培源同志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呈交了《建议》。

江泽民、李鹏、姚依林等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对《建议》作了亲笔批示，国家计委提出了实施该《建议》的措施。作为《建议》后续工作，国家计委、国家科委联合将长江上游地区的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作为“八五”重点课题进行研究，根据这个《建议》，长江上游地区开发和保护的若干工程已在进行，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西南地区有很多三线企业，如何发挥三线企业的作用，也是社科院十分重视的课题。由国务院三线办，由社科院担任主研牵头组成的“三线企业的调整与改造问题”课题组，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除少数需要脱险的企业必须搬迁外，绝大多数三线企业应坚持以就地完善为主的原则”，这一建议为中央采纳，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扭转了经济界、学术界对三线建设地位和作用的轻视。

当我国经济改革从经济特区沿海经济走入“东西对话”“东西结合”的重要一步时，社科院的专家们又展现了他们的风采。80年代后期，我国西部内陆省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拉大。问题的症结是什么？改变这种状况的出路在哪里？理论是什么，如何实现理论到方针政策的转化？社科院先后开展了我国战略布局中东西部结合问题，提出了“东西结合、优势互补”的经济区域发展理论和充分利用沿边（边境）、沿江、沿线（交通干线）的相对地域优势，扩大“三沿”开放，带动内陆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方案（简称“三沿开放”战略），以后几年，有关理论和方案，为制订我国西部开发政策，对内陆省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80年代末，为了加快四川经济发展，社科院认为四川的生产力布局应有新的思路，主张把四川分为盆地和东西两翼。四川应积极壮大盆地的经济实力，依靠盆地的实力去开发两翼。这个建议得到省委、省政府的赞同，并在四川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中采纳。

进入90年代，产权制度改革、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成为经济体制改革中十分敏感和引人注目的问题。四川宜宾县在进行综合体制改革过程中，卖掉了一批国有企业，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此改革的关键时刻，1993年6月，受省委、省府委托，社科院课题组奔赴宜宾县，对该县综合体制改革的试点进行调研，写出了《走丘陵农业大县改革与发展的新路》的调研报告。总结了宜宾县综合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意义。报告指出，宜宾县从产权制度改革入手，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制和有限责任公司，很有特色，它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了县级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社科院的调查研究，支持和肯定了宜宾县的改革，引起了省委、省府和国家体改委的高度重视，四川省政府到宜宾召开了宜宾县县级经济改革现场工作会，制订了《关于加快县级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推动了全省县级经济体制改革。之后社科院诸如参加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国企扭亏的调研与实践等诸多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20年来，社科院紧紧围绕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围绕改革开放和实践开展了2566项课题研究，向党和政府提出了4千余份研究报告和建议，产生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0年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社科院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方针，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从哲学、文化、历史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科学学、人才学、教育学等多方面、多角度地进行了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和理论探索，为认识和掌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规律，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做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为社会科学研究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展示的舞台。当经济学的传统观念还严重地束缚人们头脑的时候，在四川召开的全国第一次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上，社科院科研工作者提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生产资料也是商品可以流通，并在《人民日报》上提出“有商品就有市场，就应遵行有价值规律”等观点，突破了传统的理论观念，对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先导作用。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研究》课题，在理论上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经济的运行机制应以市场机制为主，根据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向制定计划，国家应以市场机制组织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在当时强调以计划为主的经济体制下，这一观点具有突破性意义，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自1985年以来，社科院先后与四川省最早开展县级综合体制改革的试点县广汉、新都、邛崃及遂宁市建立地方社科分院（所），它们的建立，一方面适应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促进了社科院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更为密切地结合。与地方联办的分院分所则对当地党委、政府部门起到了领导决策中的参谋作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指导作用、对外开放中的咨询服务作用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骨干作用。

1988年后，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一系列新问题，通货膨胀、经济滑坡，从而导致了人们思想认识上的迷茫与困惑，一定程度上削弱和动摇了一些同志对改革的信心和走出当时困境的勇气。社科院科研人员及时发表了《关于当前改革的几个思想认识问题》、《在治理整顿中推进改革》等一系列理论文章，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有曲折以至某些反复，但改革的趋势是不会逆转的，已经打开的国门是不可能再关起来的。中国必须也必然会走出一条有国际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来。帮助人们认清形势，增强信心，为中央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做出了应有的理论贡献。

1991年，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受到严重挑战。其原因和教训值得认真分析和总结。社科院科研人员开展了“苏联党政关系的演变及其经验教训”课题研究。从总结历史教训入手，深入全面地探讨了苏共失败与苏联解体的理论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和民族上的原因，分析总结了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参考。

1997年，重庆升格为直辖市，社科院重大问题对策研究中心及时开展了行政区划调整后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就行政区划改变对四川省经济的影响，当前四川省应采取的决策思路等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为省委省府制订四川省跨世纪发展战略提供了决策依据。他们完成的《行政区划改变后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与对策研究》、《成都平原经济区构想》课题得到省委省府的充分肯定。

社科院历来十分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各学科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甘坐冷板凳，勤奋治学，数十年如一日。出版了一大批优秀学术成果，为中华学术园地，增光添彩。

《中国神话史》是著名神话学家袁珂先生撰写的我国第一部神话史，就中国古代神话的形成、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开创了神话史研究的先河。神话研究成为社科院的优势学科。

历史所集体所著《四川通史》洋洋七大册，共213万字。该书是四川地方史研究中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大型学术专著，它不仅吸收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四川地方史的研究成果，而且各卷在总体研究和若干专门史研究水平上都取得了创新和突破，填补了许多四川史研究上的空白。

社科院在80年代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创办了《毛泽东思想研究》学术刊物，成为全国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要基地。以该所科研人员为主历经五年完成的《毛泽东思想史》四卷本，是系统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产生、形成和发展的一部大型学术著作，广泛涉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的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填补了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的许多空白，拓宽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领域，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的好评，《毛泽东思想史》曾先后四次获国内大奖。

1993年社科院发起成立了社科院中华儒学、道学、佛学文化研究中心（简称“三学”中心），五年来，“三学”中心，系统开展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出版了《中华儒学文化系列》、《中华道学系列》、《中华佛学文化系列》三套丛书27本。编辑出版了《中华文化论坛》，组织实施“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受到了省委领导、宣传部门、企业、学校等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通过20年的探索与发展，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在神话学研究、抗战文艺研究、四川史研究、中华文化研究、社会学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区域经济研究、青少年犯罪学研究、法学研究、地方人大制度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人才学研究等方面形成明显的学科优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